另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出现在著名小说《三国演义》中，魏军要攻打吴国，而由于军士“不习水战”，要把船用铁索连起来才行，这也成就了后来的“火烧战船”和东吴水军的一次经典胜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北方的汉族对于水的陌生和恐惧，连在江上行船都怕成这个样子，更不要说去征服海洋了。可以说在明朝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之前，执政者对海洋的兴趣远小于他们对陆地的关注。

我把这种情况的形成归结于两点，第一是中国大陆本身的地大物博，第二是长期的农耕使中华民族养成了思维定势。

第一点我想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为主封建社会，普通的社会民众几乎只需要土地即可生存——土地可以生产粮食、蔬菜、布匹等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而对于统治阶层，中国幅员的辽阔足以征到足够的赋税以满足他们维持统治机器和奢侈生活的需要。而“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也足以满足他们与其他国家商业和政治上的交流。即使是在清朝，统治者也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可以看出，这片大陆本身的资源对于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是足够的了，相反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东南亚的岛屿并不能为统治者带来太多的利益。因此对海洋的扩张在当时并不为统治者所重视。

相比之下，同时期甚至更早的世界上的一些其他民族则因为生存的需要，不断地进行着海洋扩张和其他基于海洋的商业行为。埃及、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的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全球通史》中译本第七章第二节 178页）希腊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在黑海流域和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大量的航海殖民地。腓尼基人则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就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这些民族有的本身就是“海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依靠建立海上的殖民地和商业垄断来谋取利益维持生活。有些民族由于生存的地域很小，本国的生产难以完全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有必要进行海外扩张来建立殖民地，榨取利益。这和汉民族的需求有很大不同。前面我提到过中国政权的首都大都在内陆，而这些民族的政治中心如雅典、罗马、君士坦丁堡等大多沿海，甚至有一些小的国家就是岛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民族对航海如此的重视。

第二点，汉民族受农耕生活的影响很大。而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土地的依赖和重视。在古代，有时候财富甚至可以用土地的数量还衡量。土地对于整个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可以说农业人口的比例一直占据了绝大多数。即便是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的13亿人中仍有9亿左右在农村，可想而知，在那时农业人口应该大大超过这个比例。网上有一组数据：“西汉时期的官民比是1：7945，唐高宗时期的官民比是1：3927，元宗时期的是1：2613，清康熙时期是1：911”，可能这些数据会有一些误差，但可以预见在从西汉到清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官员比例不到或大约为千分之一。而中国古代向来“崇本抑末”，官方对于民间的商业行为长期持否定态度。从西汉开始，政府实行“盐铁官营”，就是为了打击非官方的商业。可以预见，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也不会太多。因此，可以说农业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汉民族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农耕。长期的重农轻商汉民族养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惰性。“你耕田来我织布”，只要有土地进行生产，一家人完全可以生活的很好。因此航海对于汉民族大多数的农耕人口来说，既要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大多数航海行为都是要进行不是非常必需的商业交换，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当然这些都是针对占汉民族大多数的从事农耕的族群而言，而在沿海地区的许多族群本身就是靠海为生，自然对海洋很重视。问题是这些族群往往占少数而且远离统治中心，他们的声音很少会受到当权者得重视。

因此，台湾这个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具有很高战略意义的宝岛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中国大陆历代的当权者彻彻底底的轻视甚至无视了。虽然它离中国大陆的距离并不遥远。相比之下，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虽然距离台湾岛远比中国大陆远，但从很早就意识到了台湾在经济、军事、交通上的重要性。（事实上日本一直致力于发展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势力，直到二战中被美国彻底打击。）于是《马关条约》中日本提到要清政府割让台湾，而清政府竟然觉得36000平方公里的台湾不过是“弹丸之地”也就割了。也许当时的当政者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割让的这块“弹丸之地”会给今后100多年中国的发展带来如此大的影响。事实上沿海族群对于扩展海湾势力包括台湾都是很有兴趣的，我将在下一部分讨论。相比之下，对台湾的轻视在执政者集团当中体现的得尤其明显。因为相比要依靠海洋生存的沿海的渔民，农业和政府专卖带来的赋税已经足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不需要再去花费太大精力去扩张海外势力。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国力和地理位置来看，没有在东南亚拥有海上霸权实在是和国力很不相称的一种表现，我只能把它归因于统治者对海洋的不重视。中国的历朝统治者或出身农民，或干脆是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一位渔民当上皇帝。我想如果真的有一个沿海的农民起义军最终统一中国，如果有一个重视海洋的当权者，那以中国的国力，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海洋霸权，在包括台湾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建立殖民地。

很遗憾，这种情况最终没有发生。而自秦统一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台湾的轻视终于酿成了一颗苦果。如果我们提前几百年对台湾进行开发和儒家意识形态的灌输，将台湾原住民整合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将台湾尽快融入中华民族活动的版图，我想不会出现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早在在三国时期，福建、广东沿海的各族群就开始了对台湾岛的交流和移民。但这时的开发移民的规模很小，而且基本都是以民间的形式进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朝时期。宋朝时期，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之后的元、明时期，中国的航海业继续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全球通史》中译本 第十二章第一节）进口商品除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可以看出进口的商品基本上是供贵族和统治者消费的奢侈品。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宋朝会成为一个航海大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是由于航海科技的发展，但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无论北宋还是南宋，西北方都存在一个强大且不友好的游牧民族国家，使得传统的陆路交通和通商基本瘫痪。因此统治者才会迫不得已着眼于海洋交通的发展。但正是这种“迫不得已”却成就了一个海上强国的形成。事实证明汉民族在航海技术上并不输给其他民族，而且中国大陆南部有着包括广州、福州等众多的优良港口，使得其在海洋商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明朝时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达到了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首次远航就有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吉卡利卡特。（《全球通史》中译本 第十二章第一节）可惜的是明朝后期再次实施海禁，中国几百年来在东南亚和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就此终结，在东南亚留下了权力真空。在此后的几百年内，欧洲人渐渐进入东南亚并建立殖民地，就此取代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成为了新的海上霸主。

中国成为海上强国在技术和客观条件上已经没有了任何障碍。甚至对比起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海上强国，中国在地理位置上还存在很大优势。中国东海岸距离东南亚各国比起欧洲各国来要近的多（如图4），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甚至距离非洲东海岸线都要更近。而且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并没有强势的民族来挑战中国的海上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却最终没有保持住在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这种情况的原因引人深思。可以说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保守是一个主要原因。

儒家思想有一个严重阻碍海洋事业发展的思想就是崇本抑末，因此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从来没有发展起真正的一个商业体系。商业对于统治者的作用只是聚敛财富的另一种方式，因此大多数商品都是由官方垄断或被课以重税。与商业息息相关的海洋事业也就相应的没有得到重视。与次形成鲜明对应的是汉民族，尤其是东南沿海一些族群在经商方面的巨大天赋。这些族群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并且地理位置上紧靠大海，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商人。而事实上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东南沿海的民间商业活动应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明朝这种民间的商业行为如此的繁荣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统治者的利益。因此明朝最终选择了长达数百年的海禁。消耗很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在东南亚及印度洋的商业优势就此消失。

儒家思想的保守还体现在强调将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可以说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是一种土地定位的政治伦理，在《元素与空间：一个现象学的初步论纲——以中国先秦思想为例》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从土地视域出发进行划界，亦即划分严格的贵族等级并据此进行分封。划分严格而精细的贵族等级乃是土地伦理的特有现象，它与一般帝国的官僚制结构不是一回事，因为官僚制只涉及治理而不涉及政治。从这种差等化而来的大地的法，就是规定华夏民族生活秩序的周礼，它的两个核心原则“尊尊”和“亲亲”是依据血缘的远近和时间（同代之间与代际）上的先后次序来安排人的位置。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使共同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得以秩序化并延续下去。”历代的统治者都依照这种思想极力将民众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以便管理人口和赋税，并且由于土地的束缚，大大减少了发生大规模骚乱的可能性。“水被土包容和束缚。这可以从八卦中的“坎”卦中看出：“坎”是水，但从字形上却是从“土”的褫夺（“欠”）来获得意义的。汉民族作为定居民族，其水源是固定的，亦即河与井。河与井作为源，将人们聚集、连结和固定在周围的土地上。河流虽然流动并促成着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交往，但每一地域的人们却仍然土生土长，视出外舟旅为“漂泊”和“流浪”，而常年在水上往来的“商人”更是受到一贯的轻视。”这一段也说明了汉民族对水的一种偏见，“流浪”、“漂泊”这些形容离开家的词都是和水有关的，而这显然与儒家思想中坚守土地的思想相悖。说明水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海洋显然也属于水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敬重所有高的东西：“天命”、“大人”和“圣人言”。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投身使得儒家的思想中有一种深情，这是对社稷的深情：“社”是祭天和祭祖的聚集之所，而“稷”则是大地上扎根的庄稼。儒生们念念不忘的是大地上的秩序（礼），是天命在大地上显现的踪迹（道统）。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以土为定位、以天为朝向、以井来聚集、以风来教化的共同体，并以此使人世生生不息。”在统治者长期基于儒家思想进行统治，形成了土地在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统治者长期将大众牢牢的禁锢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尽量减少人口流动。

而开发海外殖民地对于这种统治方式的打击是严重的。由于海外殖民地的管理超出了儒家思想的界限，实际上建立海外殖民地本身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流动和土地面积的大量增加。因此无论是对人口流动还是对对赋税的征收都很难在儒家的统治思想中得以实现。因此统治者对海外殖民地的开发始终持否定态度。当民间向东南亚的移民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官方却始终对这种行为进行蔑视和限制。据记载，1603年西班牙在马尼拉建立殖民地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还不到1000（《全球通史》第十六章第四节 444页）。东南亚各岛的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这一区域的的经济生活。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了一次大屠杀，而邻近的福建省官员却饶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1712年官方更是颁布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定居。这和西方国家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球通史》第十六章第四节 444页）。

台湾作为一个中国东南沿海外的一个岛，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一方面距离中国大陆比其他的东南亚各个岛屿近的多。另一方面，距离大陆足够远使统治者无心对其进行严密的控制。这种差别使统治者对台湾的态度仍旧区别于东南亚其他各岛。元、明的统治者既不能完全放弃台湾岛，因为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但又没有投入太大精力去开发。况且台湾多山，不太适于传统农业的发展要求。因此宋元明时期统治者虽然将台湾纳入了国家的版图却并没有进行太多实质性的开发。从下面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态度：“南宋孝宗乾道(公元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在澎湖派驻舟船水师，警戒台湾、澎湖地区水域陆地，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澎驻军。元朝建立后，元世祖于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降旨，设巡检司与澎湖，隶属福建同安府，台、澎地区始有地方行政机构，行使赋税等统治权。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备日本海寇侵袭东南诸省，下令实行海禁，但在军事部署上只防海岸，不守海岛，撤除了设在澎湖的巡检司。由此导致倭寇趁虚而入，以台湾、澎湖为中转站，频频袭扰沿海城乡。有鉴于此，明神宗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重新在澎湖驻军。”1171年才开始驻军，1290年才开始设置行政机构，开始征税。而明太祖更是干脆放弃了对台湾的控制。如果不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我想可能还会一直放弃下去。中央政府对台湾的轻视真的是由来已久。可以想象，明时期在马尼拉的中国人已经有20000之多，台湾岛上的汉族人只会比这个数量多。在有了这么多人口的情况下，依然对台湾岛采取这种态度，更进一步说明了儒家思想的保守性。运用儒家思想的统治者对待台湾的态度使台湾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游离于中华帝国发展的主流之外，中央政府曾经无数次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对台湾的控制。造成了台湾人在心理上始终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

 

然而，历代中央政府对台策略的最失败之处并不在于没有始终将台湾保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而在于没有对台湾进行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上的同化。事实上，在大陆上，汉民族非常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无数次被外族入侵，甚至整个国家被北方游牧民族吞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却从来没有输给过任何其他民族。无数的游牧民族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儒家的统治思想和价值体系，或者干脆通过通婚、混居而成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一部分。经过几千年民族迁徙和开发，我认为汉民族已经形成了一种“国家心理版图”——我认为基本上以北宋的版图为基础，可能北面还要多一些土地（石敬塘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当时并未收回），西边也包括西夏的一部分土地。而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心理版图可能要更大一点，基本包括今天的大陆、和蒙古。很遗憾的是，这个心里版图中并没有台湾岛。而台湾原住民也从来没有被汉民族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所同化。我认为这是中国历代的中央政权在台湾问题上作的最差的一点，这甚至给今天的台独埋下了一个很大的伏笔。如果宋元明清时期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能积极的开发台湾，积极进行对台湾原住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同化，我想今天台湾岛内的“主体意识”可能会小很多，他们可能会更习惯于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将台湾作为中华民族国家心里版图的一部分来对待。

这个工作被历朝历代台湾的统治者忽视了，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朱元璋没有作，荷兰人没有作，郑成功开始做了但远远不够，1666年，台湾第一座孔庙落成了，而在1673年，沈光文开始设私塾教育平埔族人。我觉得这是郑氏家族对台湾的统治过程中两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终于有一个台湾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性。清政府虽然加强了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完全将大陆的体系搬到了台湾，但是在意识形态的灌输上没有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在清朝对台湾200年的统治中，虽然政治上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但是在心理上的距离并没有进一步缩短。

在意识形态的灌输上作的最好的应该说是日本人。日本在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中始终不忘进行“皇民化”的进程。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做的要比我们的先人好得多的多。事实上日本人对台湾的觊觎由来已久。下面的一些事件可以看出这一点，但这也说明了日本很久以来就意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

1592年，日本海盗侵扰台湾鸡笼、（水＋扈）尾(基隆、淡水)
1593年，丰臣秀吉派家臣原田孙七郎到台湾催促纳贡未成。
1615年，德川幕府派四千士兵远征台湾，中途因台风遇难。
1616年，日本军阀政府派船进犯占湾，遭到明军重创。
1870年以后，实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对外"开疆拓上"，把琉球和台湾作为扩张的目标。
1874年4月，日本侵入台湾，台湾军民英勇抗击。
1874年I0月，清政府对日本作出妥协,日本向清政府索取了50万两白银，退出台湾。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想通过这次战争确立自己在东亚的霸权，尤其是海上霸权，另一方面也想趁机占领台湾。于是《马关条约》中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清政府割让台湾、彭湖，我无意指责清政府的无能或糊涂，但是这次割让又一次使台湾大大远离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版图。反观日本，在终于将台湾拿到手之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加强对台湾的控制，包括政治、经济上的，更包括了我前面提到的，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反复重申的就是“同化主义教育”方针。“为了台湾成为真正的日本领土，就要把台湾人日本化。”（《台湾统治三十年》）20世纪30年代起，“总督府”开始有意识大幅普及日语，向台湾人灌输日本国民精神。1937年开始的“皇民化运动”中，彻底普及日语和日本生活方式达到高潮。当时的“总督府”规定，废除中国原有的节日、宗教信仰和神灵，普及日本信仰的天照大神并让学生参拜神社；中国人应更换日本名字，报纸取消了汉语版面，甚至买车票也必须说日语。所以后来台湾有很多老人家，不会说后来的国语即普通话，只会说台语和日语（《日本皇民化教育遗害台湾》国际先驱导报）。客观的来说，日本对于台湾的意识形态的同化做的卓有成效。反观中华文化在台湾则出现了一个长达50年的断层。这又给今天的台独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中国第一个意识到台湾重要性的中央统治者应该是蒋介石。虽然他对台湾的重视多多少少迫于无奈。抗日战争战争取得了胜利，但一场与共产党的内战又不可避免，蒋介石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必然要给自己留好后路。之所以最终选中台湾，一方面宽200公里的台湾海峡对于共产党的“海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另一方面，台湾是中国唯一一片没有受到共产主义毒害的土地，“可视为一片净土”。他说：“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台省即可成为政府力图复兴的基地。”虽然是迫于无奈，但台湾的战略意义终于被重视起来了。我认为这是蒋介石在对台湾态度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将台湾看得这么重要。但蒋介石在对台湾意识形态的同化上又一次犯了大错。但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是太重视对意识形态的同化以至于操之过急。在收复台湾之初，蒋介石就将在大陆的一套政治管理体制完全搬到了台湾，而完全摒弃了日本的管理体制，并且极力将国民党的一套意识形态强加在台湾。由于准备将台湾作为将来最后的一块根据地，蒋当然希望这一个过程越短越好。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日本人花了50年在台湾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消除的。况且蒋介石想要强加在台湾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先进的意识形态。中华文化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可以像唐帝国或明帝国时期一样在东亚大流行。比起日本那种先进的、高效的法制制度，蒋和他的国民党的那套腐败的官僚体系显然无法在台湾民众心中激起任何好感。而他强硬的态度又加重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感。

 

可以说，中华民族早已经错过了用意识形态统一台湾的最好时机。在儒家文化风靡东亚的唐朝，在新儒学进一步完善了儒家价值观的明朝，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用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去同化台湾。而当蒋介石最终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那种夹杂着儒家、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早已经失去了先进性。而事实也最终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经历了国民党几十年的独裁高压统治，但台湾人民最终没有被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所同化，而是走上了一条自由民主的道路。

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之下，统一对于台湾来说，无论是从经济或自身安全的考虑上，都是有利的。在经济上，大陆可以给台湾提供广阔的市场，以拉动日益萎靡不振的台湾经济。而在安全上，不仅消除了来自大陆的威胁，还可以收到大陆的保护。我听一个朋友说过，台湾的渔船经常悬挂五星红旗，这样日本的军舰就不会对他们进行骚扰。阻碍台湾和大陆统一的真正鸿沟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本身就很难说孰优孰劣。何况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就像当年我们引以为荣的儒家文化席卷东亚一样正席卷全世界，而共产主义正陷入一个似乎必然的低潮。更可悲的是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多多少少的带有一点领袖崇拜和独裁的味道，而对于这种东西，经历了蒋氏政权数十年压制的台湾民众一定是非常反感。因此试图在大陆现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完成海峡两岸的统一是不现实的。台湾民众不可能接受一个并不具先进性的，甚至是他们所反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遗憾的是对于台湾问题，大陆方面还是希望以海峡两岸同属一个民族这个观念来谋求统一和相互和解。希望在民族情结上做文章。就像当初东德和西德的统一那样。现在看来，大陆在这方面已经基本是一厢情愿。我们和台湾之间的民族情结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深。我们可以运用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等等等的知识来证明台湾人民和我们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台湾人已经开始不认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认为“台湾人”“台湾民族”已经形成。不管两边谁对谁错，过多的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应该学会面对现实。

既然很难从民族情结上谋求统一，我认为我们可以考虑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统一或接近并且最终在这个框架下得到统一。这条路比起单纯通过民族的纽带要更现实一点。而且，由于海峡两岸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明显强势的意识形态，所以通过长时间的交流沟通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同化和相互谅解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不能指望用大陆现存的意识形态来支配台湾人民的意志，而台湾也不敢指望大陆能全盘接受他们的理念。台湾希望大陆能够更加民主，更加自由开放。大陆则希望台湾能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大陆保持统一，不希望在岛内听到太多得反对声音，保持大陆的一个较为主体的地位。分歧是很大，但并不是不能消除，我们自身的民主建设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想也许等到大陆足够民主，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台湾是愿意将统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这条路可能会很漫长，我们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相互同化，并且在恰当的历史机遇存在的条件下，最终达成两岸的和解。我没有能力论证这条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但也许这可以成为我们思考台湾问题的一个思路。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中译本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吴象婴、梁赤民/译
《元素与空间：一个现象学的初步论纲——以中国先秦思想为例》  王凌云/著
《台湾统治三十年》           [日]栈云楼主人/著
《日本皇民化教育遗害台湾》   国际先驱导报

 

 

本来题目想说看晚会的，后来想想自己加上相声也就看了3个节目，还是老老实实写听相声吧...况且本来就是冲着相声去的。老早老早溦溦同学就跟我说，医学院迎新要说相声，问我能不能回来看——答案当然是能。刚好最近不忙，于是下午晃晃悠悠的从遥远的五角场杀回东川路。

 

溦溦和高峥的搭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说过一段我写的《人品学》，但是那个段子我写的不咋地，而且可能不太适合女生说，所以可能效果不太理想。但这次就不一样了，两个人配合的非常不错，现场效果也非常不错，以至于感觉太好竟然忘词了：P 当然细节上说，高峥可以再ws一点，节奏可以再稳一点，话筒下次摆近一点（这个是场务的问题...），但我今天来就是来听相声的，所以，我笑得很开心：）

 

溦溦同学大一就跟协会一起玩了，一晃也大四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也老的够快...竟然还发段信叫我“前辈”，这个更显老了@@......不过确实是老了，连忆往昔峥嵘岁月都很多事回忆不起来了，很多时候都还要别人提醒，甚至拿出照片视频来证实，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干过什么勾当。还好回忆不总是美好的，有些回忆丢了也不可惜。而那些美好的回忆似乎总会有人帮你收着的，然后也许突然会跟你说，还记得么，咱们哪天哪天一起干过什么呢！然后我就兴奋异常，好像又从飞逝的记忆的长河里面淘到一块漂亮的鹅卵石。溦溦入会年头不少了，不过很遗憾没能给她太多的上台机会，不过溦溦还是为协会作了很多工作！比如这回来，又跟我说，医学院的分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很欣慰啊，因为这是我曾经的几大夙愿之一，其中包括打入医学院和华师大，现在任务完成了一半，恩，另一半继续努力!

 

高峥同学接触不多，不过他和高嵘这对兄弟俩我倒是很早就有耳闻了。后来见过几次，非常好的一个小伙子，就是长相太正派了，在相声圈这个脸盘可不吃香。纵观早期相声协会，大多数长的就像个相声。不过小伙子声音挺好的，表演也不错，这次感觉已经挺放松了——当然还不够WS，继续加油吧——加油干工作...WS那方面有先天因素影响...就算了...什么时候能和高嵘搭档说一段就好了，效果肯定好！

 

见到了很多人，徒弟瘦了，王晨没胖，WWC依然故我，CJY更加WS——这孩子完全超越了我，舞台上坏到家了，台下的装扮也是新时代民工气质。还有溦溦的两个前室友，竟然说院迎新晚会就听过我的相声，让我自信心暴增啊，呵呵。还见到了中心的小朋友们若干，吉祥、金晶、陈戎、饶庆等等，还有很久不见的孙文逸，就见见你们我也很开心！

 

晚会也看了看，开头的恶搞小品新意不是特别大。唯一的闪光点是某句台词后观众的反应——当台上说完‘交大男女比例可是7:1’的时候，台下没有我们预期的雷鸣般的掌声和起哄声，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啊？”于是我们几个笑趴下了——看来这个包袱以后要改了，不能随便用了。交大男同胞们的生活水平看来确实提高了啊，可喜可贺。

 

整个晚会没看完，不过还是看出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发现观众的要求实在是不高，但观众的宽容并不能成为我们偷懒的借口，就演员本身来讲，还是应该努力去提升演出的质量，无论是从表演还是创作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型综合晚会，基本上套路都差别多——开场视频、热舞，领导讲话添堵，纵有舞蹈穿插，总是唱歌为主，小品相声互动，再加轮滑魔术，观众巴掌一鼓，晚会圆满结束！这个模式好像挺经典的，当然就一台学生晚会来看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相当不错了。只是在经典恐怕也有腻的时候吧...不知道交大的文艺工作者能不能多有一些新的突破。一方面节目的编排可以更有主线，另一方面就是节目内容尽量能有一些创新，也为后人多开开路吧。

 

总之很开心吧，感觉离相声事业依然不远：）谢谢两位演员~，也谢谢协会同仁们~

 

是为记。

 

PS：补记一个场景——

在后台，化妆师mm在一本正经的给高峥化妆......

我：能给他化WS点么？

化妆师mm：......（几乎疯掉）

我：知道什么叫WS么？

化妆师mm：不知道...

我：就我这样的!（众人疯掉）

 

 

 

 

复旦的一个话剧《托起明天的太阳》，本周计划外的临时行程。大概是前天才在校内上看到一张宣传海报，然后决定去看一下。顺便叫上了同在五角场的zhufairy和zhouyiting，在腐败街上吃了顿饭，就慢慢踮过去了。走进校园里我们几个开始感叹校园环境好，很浪漫，很幽静。路过一个教学楼，里面有一个讲座，ms是在讲美国经济危机的，于是看到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窗户外面还站着人，就差卖挂票了。人家五角场学风就是好，哪像东川路呢，一哥们的博导从山大远道来的，竟然就知道交大学生学风不咋的。

 

然后几经曲折终于走到了相辉堂，06年5月在这演过相声剧《四士同堂》，看着还挺亲切的，一晃又两年多过去了。坐下之后等着戏开演，其实之所以对这个戏感兴趣是因为这个戏是一个我称为“正剧”的戏，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悲剧喜剧正剧的那个正剧，其实说白了就是主旋律剧。这个对我来说特新鲜，因为在交大ms从来没看过这种——当然我在交大这四年看过的戏也不多——当然演过的戏也不太多，基本要么是演绎经典，要么是校园题材，或者偶尔来个先锋的。我特想看看这种弘扬主旋律的剧应该怎么演。开头主持mm介绍了该剧的一些辉煌历史，说是进京演出过，得过奖，这次又要去参加“首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总之名头很响亮。

 

整个戏看下来，心情很复杂，非常复杂（跟这部戏倒没有多大关系）。估计我这种人属于天生反骨，反正一部剧中人哭得淅沥哗啦的戏却没有能让我感动起来。但让我唏嘘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从这部戏我看到的一种可怕的现实，可怕的无奈的现实。

 

还是先说说这个戏吧，首先舞美做的很不错的，演员的功底也不错，估计也有过专业人士指导。从发展的大环境来说我觉得五角场这边比交大好很多吧。交大的几个剧社最近几年基本属于无政府状况，没有人扶持，甚至没有人问。相声协会这几年学校老师倒都是知道，但也仅仅是“知道”而已，从来也不说逢年过节问问今年有没有啥困难，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建立根据地。演员里面演的最好的是演家长的那个指导老师，估计满交大也找不出这么牛的人来——况且校领导估计压根就没打算找。其他的，演学生的那几个孩子好像都还不错，演班长的那个小mm非常可爱，演的也不作，本来就是演穷乡僻野的娃，就该怎么原生态怎么来。演马大爷那个好像也还可以，就是有一段“西部开发最需要人才”的台词比较雷人。我个人挺喜欢演校长的那个小伙子，他说话的语气是坚定而无奈的，作为一个苦苦支撑了30年的校长，这基本就是他应该有的一个心理状态。反过来三个主角的表现不是特别好，首先人物性格和舞台作用的设定就不是特别鲜明，既然有三个主角，那么就该利用好，可以让他们分别反映不同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另外就我的感觉，他们是太想把这三个角色演好了，反而演过了。自始至终三个人就非常的亢奋，说话声音洪亮，眼睛睁的大大的，充满了激情。让我感觉像极了革命样板戏里面的革命人物，这种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当然说到底表演我是外行，就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角看看吧。至于整个戏的情节感觉比较老套——这个我预料的到，主旋律嘛。只是在这样一个隔天的joke都会被喊old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学生还能不能接受。立意也比较浅，没有能给人太多深层次的思考。我在想如果我去写一个关于支教的戏，我可能会去探讨知识的意义，还有支教的意义——当然我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让我写一个我可能还不如人家写的好呢。总之呢，我觉得作为一部主旋律剧它是很出色的，但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至于最让我感到无奈和可怕的，却与这部戏无关。从这部戏我更加清楚的看到了，在中国艺术也只不过是政治的延伸。就像在中国体育也只不过是政治的延伸。如果说世界杯夺冠在巴西是全民族的一个愿望（真是对不起巴西人民和巴西球迷了，竟然拿来和中国足球比），那么在中国世界杯出线只是一个政治任务罢了，所以中国队不出线是正常的。作为全球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一项集体运动之一，足球远不是政治能玩得转的。之前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在50年代解放初期，在破旧思想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旧社会的代表性艺术——相声反而会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实现了短暂的大繁荣。现在看来，这跟相声本身的艺术性无关，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一方面，破旧立新的年代，政治上需要一种讽刺艺术来尽情的批判旧社会，以此来颂扬新社会（再赤果果的直接赞颂新社会之前）；另一方面当时国家一穷二白，没有能力扶持其他的艺术形式——交响乐？话剧？成本太高了！相声多好啊，俩人一桌子，搞定了。当时抗美援朝的时候，很多都是相声演员去演出劳军，为什么？就是因为演出成本低，不用乐队，不用道具，甚至舞台都可以凑合，战壕里都可以演。悲哀，同时也万幸，相声的第二次繁荣竟然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反观现在，政治上稳定压倒一切，政府不遗余力的粉饰太平，相声这种讽刺性太强的艺术形式政府不打压就不错了，绝对不可能扶持的，换句话说，现在政府扶植起来的所谓相声，不是真相声。现在看来相声的三次繁荣全都出现在重大社会变革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文革之后），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中国主流相声界想要发展，首先要想办法做到的就是尽量想办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你们首先应该是是从事相声表演创作的独立个体，而不是隶属于所谓的曲艺家协会的“文艺工作者”。

 

又唠叨不少了，还是不多说了。明天的《兄弟》才是本周的重头戏。